1934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等同志的带领下，被迫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退出，转战千里，挺进时辖沿河县的枫香溪（现属德江县），在此召开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会议作出了创建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和发展新党员，以及组成红军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农民土地革命的决定。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停止“肃反”，使红三军从濒临灭绝的边缘，踏上了胜利和兴旺的征途，为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我主力红军的围追堵截，为中央红军完成长征赢得了最后胜利，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枫香溪会议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中央派周逸群、贺龙同志到湘鄂西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至1930年上半年，湘鄂西的革命势力已取得很大发展。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并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辖红二军和红六军，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柳克明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同志任参谋长。原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由贺龙兼任军长；红六军军长旷继勋，政委段德昌；红二军团总人数达一万余人，同时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

正当斗争形势迅猛发展之际，1930年6月，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党中央，盲目地在中心城市搞罢工和武装暴动。8月底，邓中夏到湘鄂边改组红二军团，命令红二军团撤离根据地去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但未能如愿，却在湘鄂边的杨林市地区失利，人数骤减，不得不转战鄂西。1931年2月，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枝柘坪休整，缩编为红三军。

1.“左倾”路线的执行和“肃反”扩大化

继立三“左”倾路线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再次统治中央。中央于1931年3月派夏曦同志到湘鄂西改组特委，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从而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又以“改变军事计划”为罪名，撤销了万涛同志红三军政委的职务。同时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再次把部队缩编为五个团，意在取消红三军军部，削弱贺龙同志对红三军的领导。在贺龙同志的斗争下，根据中央指示，恢复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重新整编为七、九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1932年1月，关向应同志调任军委分会主席、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后，在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湘鄂西根据地建设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万人以上。

2. 第四、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负责人夏曦，反对贺龙同志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的意见，同时因内部“肃反”扩大化，使红三军部队建设再次受到重大损失，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动权而被迫突围。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下，红三军转战豫西南、陕南等地，行程七千余里，经过艰苦转战，于1933年初回师鄂西鹤峰一带。3月，鄂西鹤峰走马坪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后，“左”倾、“肃反”进一步扩大化，发展到在红军中“清党”，取消各级政治机关，解散各级党、团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同年2至7月的二次“肃反”中，又一批跟随贺龙坚持斗争多年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如段德昌等同志，先后惨遭杀害，党和红军又一次受到损失，红三军陷入空前艰难的境地。

自1932年6月至1933年8、9月间，由于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红色苏区内的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为了保存红军和挽救革命，红三军不得不放弃湘鄂西的桑植、大庸、鹤峰、洪湖革命根据地，转战鄂川边。

1934年4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十字路会议上作出了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议，向川黔边挥师西进。先后攻克了利川、黔江、彭水，然后西渡乌江南进贵州，经务川、后坪、思渠直指沿河县城，并于5月31日攻克沿河县城。

3.黔东如火如荼的神兵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黔东各地军阀混战，官匪横行，抓兵派款，民无宁日，旱灾、水灾、疫灾、虫灾连连发生。政治腐败，兵祸不断，天灾频繁，使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黔东神兵的历史渊源，最早是从鄂西、川东一带流传过来的。由务川县金竹乡大坝场农民张羽勋发起。1931年，德江县稳坪坨底人张羽让因腹部疮患，求治于张羽勋，愈后返乡，自称学得神术，开设神坛，招练神兵。

“神兵”组织有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规章，制定了禁烟、禁酒、禁色、禁盗、禁赌的“五禁”，提出了灭丁、灭捐、灭税“三灭”和“一打财主二打官，不与穷人啥相关”的斗争口号，代表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广大劳苦大众的强烈愿望，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不到一年，德江、印江、沿河、思南等县均设立神坛，举起神旗，练习“神兵”。到1933年，仅德江一县，就设神坛48个，神兵达2万余人。参加者大多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贩，他们构成了黔东“神兵”的基本队伍，主要的领头人有从务川来的张羽勋，德江的张羽耀、张金殿、张金银、张金良，沿河的吴国成、安仲海，印江的李天保、宁国学、冉云等。

黔东“神兵”斗争，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地方反动势力以打击和削弱。“神兵”以“三灭”为宗旨，与反动统治阶级作对抗，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1933年冬，德江、务川神兵联合攻打德江县城，击溃守城黔军，推翻县衙，拥立梅天休为“神兵”县长，震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对反动统治的否定和有力冲击，他们“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的勇猛，集中体现了黔东人民反抗暴政的大无畏精神。黔东“神兵”运动为后来红军的壮大，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黔东“神兵”由盛到衰，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神兵”的主体是贫苦农民，初期的组织比较纯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使用毒辣的手段来瓦解其组织。一方面采取武装镇压，一方面派人打入内部进行破坏。因此，各神坛内混入不少豪绅官吏及其代理人篡夺领导权，内外勾结，使“神兵”斗争不断受挫，“神兵”主要领导人张羽勋牺牲后，长达三年之久的黔东“神兵”斗争，到1934年春逐渐转入低潮。

二、枫香溪会议的历史决策

1934年6月19日，红三军离开印江三区沙子坡，经四坳口、韩家等地到达枫香溪。红三军军部及贺龙同志住在王焕奎、王焕恩家院内，军直机关住新街、老街坨。七、九两个师分别驻在枫香铺的王顺崇家和龙塘覃炳扬家，红军医院设在新街“黔阳宫”。

当红三军西移贵州南进黔东，攻占了沿河、晓景、南腰界、刀坝、沙子坡的时候，革命形势出现了一派大好的喜人局面。这时，建立革命根据地也势在必行。于是，红三军到达枫香溪的当晚，中共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在此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贺龙、夏曦、关向应等同志。

在会上，斗争非常激烈。夏曦抢先发言，他说：“贺龙是机会主义者，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派领”。贺龙同志火了，也一针见血地抨击了夏曦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关键时刻，关向应同志站在贺龙同志一边，严肃地指出了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很深。夏曦执行王明路线，不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阶级关系和客观力量（实际）去决定方针政策，而是从本本出发，主观主义地决定方针政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革命形势和革命道路问题上，公开反对贺龙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诬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会上，贺龙和关向应同志一直坚持再也不能这样走了，就如何建立根据地，怎样争取神兵，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通过争议和批评帮助，夏曦同志也改变了一些看法，但也只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不同意做争取神兵的工作，保留了个人意见。最终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决定。

当晚，部队在黔阳宫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由关向应传达了中央分局会议的三个决议：

1.建立黔东苏区（亦称特区）革命根据地；

2.停止“肃反”，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

3.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

中央分局的决议得到了与会干部的支持和拥护。

会后，部队立即从各师和司令部抽调干部组成一支100多人的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酉阳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迅速形成。

三、枫香溪会议的历史作用

枫香溪会议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一是促使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决议得以实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挽救了红三军，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为红三军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红三军停了止“削反”，重新登记党团员，恢复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并吸收了一批新党员，走出了“左”倾的阴影，进入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红六军团的木黄会师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中央决定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进行西征，择机与湘西北（实际上在黔东）的红三军取得联系。1934年7月23日，六军团近万人，在中央代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的率领下，从江西永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六军团转战千里，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途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历时80多天，最后终于到达黔东地区。当行至石阡甘溪时，又突然遭到桂敌袭击，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被敌军截为三段，六军团三个师六个团几乎全被打散，十八师师长龙云被捕（不久惨遭湖南军阀何键杀害）。为摆脱这种严重的被动局面，由参谋长李达率领四十九、五十一两个团部和一个机枪连向东南方向突围，军团主力则向乌江迂回前进。甘溪一战，六军团最后只剩下33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名伤病员），处境十分危险。

得知红六军团进入黔东的消息，贺龙当即派出部队分头寻找红六军团的下落，他不顾敌军的拦阻和袭击，亲自率领手枪队、侦察队，以吹号联系的方式进行接应。10月23日，终于在松桃石梁找到六军团第一批突围人员，贺龙命令部队火速赶到梵净山南面木黄一带，接应六军团主力部队。

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贺龙、关向应终于找到了任弼时、肖克、王震带领的六军团主力。

贺龙同志在回忆创建黔东苏区时指出：“如果没有黔东这块革命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像的。” 原东北、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政委段书权老将军也曾经说：黔东特区为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合创造了条件，两军会师于木黄，保持和壮大了力量，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

三是有力地战略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转移。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1月15日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四是“枫香溪会议”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大胆地提出批评和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所带来的干扰。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1925年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的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份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停止“肃反”和结束“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是“枫香溪会议”所迸发出的，也是了不起的政治观点、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充分显示了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具有的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胸怀、胆略和气魄。

五是“枫香溪会议”的召开，掀起了黔东人民自觉革命的高潮，使黔东苏区成为贵州高原上的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根据枫香溪会议决定，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运动。为了把革命进一步引向深入，争取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这里成立特区政府，用以领导和发动特区的革命斗争。经过发动群众和土地革命斗争，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已拥有一定的规模。红三军已有较大的活动地域。7月21日至22日，红三军在沿河谯家之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省政府）。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沿河、印江、德江三县代表135人，其中红三军代表32人，雇工及手工艺工人55人，贫农25人，中农8人，士兵4人，小商4人，其他7人（四川酉阳、秀山派来的代表未赶到会）。大会由夏曦同志主持，贺龙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赞扬了黔东革命斗争的成就。大会选出了孙秀亮、秦育青等组成主席团，夏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湘鄂西中央分局向大会致词。他指出：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贵州破天荒的第一次，是工农出头的日子！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以热烈的革命敬礼。他进一步指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革命成功，才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只有实现工农民主政权，才是工农民众唯一的出路。要组织好自己的工农政府和工农红军，才能打倒一切压迫剥削的敌人。会上红军代表钟子廷同志也作了致词。他表示要用最后一点血来保护大家的利益，保护大家已经分得的土地。希望大家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完成三千人参加红军的任务。

大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1934年7月22日，大会正式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宁国学、冉云、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李佛如、朱绍田、钟炳然等80人为委员。罗亨举、孙秀亮、符公高、秦育青、陈正国、张均望、胡昌进、黎光富、汤福林等32人为常务委员。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陈正国为副主席。还选出了土地部、军事部等各部部长。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特区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红三军在黔东建立特区革命委员会后，从6至8月，还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和百来个乡苏维埃政府。从此，红色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掀开了新的一页。苏区内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运动更是生机盎然，如日中天，到处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四、枫香溪会议的历史影响

(一)“实事求是”是枫香溪会议的精髓。“枫香溪会议”之所以说是红三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就是通过红三军面对王明“左”倾路线干扰所造成的损失，通过针锋相对地讲实事、摆道理的方式，战胜了王明“左”倾路线，使“枫香溪会议”得以胜利召开。    ”

(二)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枫香溪会议”的核心。红三军自撤出湘鄂西根据地以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和“肃反”扩大化以及“清左”的影响，使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遭受迫害，在当时就有“千不怕，万不怕，就怕保卫干部找谈话”的说法。红三军到枫香溪之时，已不足四千人，党员干部更是屈指可数。由于枫香溪会议决定了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党员的工作，此后才使党在红三军中的领导地位提高了，战斗力增强了。

(三)坚定信念、乐于奉献是“枫香溪会议”的优良传统。由于长期疲劳作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装备得不到改善，给养也十分困难。在这样困难时期，红三军指战员仍然坚定信念，乐于奉献，坚信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解放全中国的目的就一定能实现。

(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枫香溪会议”的精神。红三军在枫香溪的日日夜夜里，一边在为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一边在为老百姓插秧、收割、救济，可以说真正结下了军民鱼水情。

如今“枫香溪会议”会址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贵州省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枫香溪是一块英雄的土地，神奇的土地，美丽的土地，也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枫香溪人民在与红三军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谱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打铁不怕火烙脚，革命不怕苦和乐，只要人民得解放，死了我也化得着”这样一些大义凛然的就义之歌，可以说枫香溪会议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而又丰富的精神食粮。

编辑：杨周

责编：李嘉维

编审：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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